在近期的政治争论中，焦点集中在了两位候选人的学历上，背后却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包括公开资料的来源以及翻译与确认的过程。这场风波并非平白无故引发，早在九月初，蒋万安的长子交换生资格就已受到质疑。当时，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该计划不限制国籍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均可申请。蒋万安则表示他不申请补助，并称自己未参与甄选，然而，资格规定与甄选流程之间的区别，似乎并未得到有效澄清。
随后，争议转向蒋万安的妻子石舫亘。她在2017年参加APEC相关工作坊时自述身份为台湾人，并以“中华台北”进行介绍，蒋万安对此进行辩解，称“中华台北”只是活动的正式名称，批评者不应断章取义。要想理清这些误解，关键在于公开原始资料，说明翻译和确认的责任，以及何时发现差异，简单的否认以及问责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
游锡堃的表态被提及，是因为李四川在竞选活动中引用了他对于蒋万安争议的意见，指出立法机构对委员学历无权干预，相关信息按照提供的内容发布。虽可用于追问苏巧慧，但并不意味着游锡堃对她有针对性，更不能证明他对苏家有意图。
在选举中，朱立伦和游锡堃的得票相差不大，使得胜负关系模糊，无法简单以票差为唯一解释。再加上2022年时林佳龙的提前投入与当时候选人的优势，使得每个选战的胜负都需综合多种因素考量。选民是否接受政治支持，不仅看表面支持度，还需检视实际投票情况。
李四川针对履历进行质问是有其监督职责的，苏巧慧则有义务解释资料差异。然而，如果竞选只剩下对错和反击，那么新北市民真正关心的市政问题便不会得到有效关注。学历虽易比较，确实也不能替代治理能力，错误需更正，责任需明确；若要更进一步指控误导，还需有确凿的证据支持。
此外，这也凸显了履历管理的问题：谁提交、翻译、确认资料，修改记录是否清晰，若能厘清这些，争议或许就不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。市民关心的交通、育儿、城市更新等问题仍待回应，选民既可以要求解释学历问题，也应该持续追问政策承诺的具体执行及所需成本，而不必被迫局限于其中一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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